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制定了正确处理党派关系的成功策略，对今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逻辑，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批评中团结

　　一方面，党派之间坚持以团结为前提和目的。毛泽东强调，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在对一切有意愿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共产党员都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如果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党内的批评就可能造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党派关系上就会犯“关门主义”错误。前者如王明“左”倾路线及其肃反扩大化给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后者如福建事变、两广事变曾让党的革命活动错失机遇。与此同时，西安事变前后团结张学良、杨虎城就形成了革命事业的利好局面。另一方面，批评是团结的手段。革命年代，党派之间的批评往往需要诉诸斗争(包括武装斗争)，斗争是批评的重要形式，毛泽东用“赶驴上山”形象比喻对待国民党蒋介石不积极抗日的行为，要前拉后推，不时地用鞭子抽两下。很多人经受不了革命的残酷性，出现革命意志倒退的倾向，就要批评，不只是诉诸言论上，更要在行动上采取强硬态度，使其不致分裂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

　　为了更好地运用这一策略，毛泽东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他在1957年分析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时认为，针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党内，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同理，将这个策略和方法运用到处理党派之间关系上，也产生了良好效果，不仅没有使彼此的相互批评和互相监督引发新的矛盾，反而使同志之间关系更加和顺，党际之间各项工作更加顺利开展，目标和方向更加同心同行，革命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

警示中帮助

　　对其他党派进行善意的督促、提醒和引导，指出正确的发展方向，同时对其错误甚至危险的行为给予警示，促其纠正，这是中国共产党处于错综复杂环境下必须采取的政治策略。抗战时期，针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汪伪政府叛国投敌和国民政府对共产党军队的封锁限制等众多倒退行为，毛泽东向报界媒体发表谈话指出：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中国共产党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不仅揭露了国民党中少数顽固分子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图谋，而且警示并教育了那些不明真相的其他中间党派及各界人士，帮助他们分清是非，认清时局，制止投降倾向。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与投降危险，毛泽东作讲演、作指示，昭告天下、警示世人，最大限度地消除了投降分裂危险，团结了一切抗日力量。